馬來西亞惠州人歷史概述

馬來西亞惠州人歷史概述

1． 南來歷史

據史籍記載，早在唐朝初期，就有惠州人居住在東南亞。當然，客家先民移殖南洋，雖始于唐朝，但數量寥者晨星。明代之前，中國官方和民間與東南亞已有一定之聯系，到了明朝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至少五次船抵馬六甲后，明代之海外貿易發展及移民人數之增長，肯定大為顯著。惠州府人因地近沿海，距離馬來西亞最近，在明朝末葉崇禎年間（公元1628年至1643年）南移到海外謀生者越來越來少。(1)

惠州府歸善縣客家人到達馬來亞的時間，遠在葡、荷、英等國殖民者侵入之前。據《明•歸善縣志》“流寓篇”記載：“明朝永樂帝（1403年）時代，歸善沿海客家商人，結伙合雇五艘大帆船，航海貿易，攜歸善土特產到馬來亞做交易。船航至馬六甲海邊，遇強力台風襲擊，船隻深沒，數百名船員和商人（歸善客家人）無家可歸，后獲當地土王恩准，定居謀生。”據《馬來紀年》載：“公元1511年，在馬六甲三寶山的五口礦并開採錫礦的華人有5百人，乃來自廣東省歸善縣最窮的客家人，聚集在一起，終身不得回鄉。”(2)

18世紀至19世紀初，客家人謝清高在《海錄》一書中提及吉蘭丹，指出“中國人至此者，歲數百人，閩人多居埔頭，粵人（包括惠州客家人）多居山頂，山頂則淘取金沙，埔頭則販賣貨物及種胡椒。”在馬六甲，他還看到“閩粵人在此採錫者甚眾”。(3)一般認為，從事採金和採錫者之中，不乏惠州客家人。

惠州先民之家鄉，包括惠陽、紫金、龍川、河源及陸豐等地，都是錫礦產區，因此他們到達馬來西亞從事採錫之工作并非偶然。他們帶來較先進的技術，比其他種族更有經驗。

鴉片戰爭爆發和太平天國失敗后，中國在西方列強瓜分下國勢日漸衰弱，民族危機日益深重。西方列強除了爭奪在中國之經濟利益，也同時進行販賣苦力華工之勾當，特別是在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后，列強迫使清廷開放許多通商口岸，并使他們在華招工的作業合法化。

17世紀至19世紀，惠州府十縣出洋之人數有50萬。惠州人多先從惠陽縣的大亞灣乘漁船去香港，或乘漁船漂過伶仃洋到澳門。有大批人是從惠陽的淡水、坪山陸路接踵而行，經寶安沙灣到深圳，渡過深圳河到香港。他們抵達香港或澳門之后，被殖民者之人員拐騙和綁架到“豬仔”館，簽立契約，陷身為“豬仔”，最后押解上船，漂洋過海，運往外國當苦力。(4)

2．經濟活動

早期惠州人來到馬來亞及北婆羅洲（沙巴及砂拉越），主要從事錫礦業及農業與開墾之活動。由于擁有在家鄉開采錫礦的經驗，惠州先民多在馬來亞及北婆的錫礦區工作，并成為創造礦區繁榮的先驅人物。除了一部份客家人（包括惠州人）在市鎮經營商業外，相信有不少惠州人參與墾殖工作。

由于資之匱乏，以下僅能針對數個州屬地區之惠州人經濟活動作初步報告。

2.1 馬六甲地區

馬六甲是我國早期的錫礦區之一，也是惠州人早期聚居的主要地區。這里曾是多位惠州先驅人物南來后的第一站。1848年，盛明利曾在馬六甲發展，1859年才遷至雙溪烏絨 發展。葉亞來于1854年抵達馬六甲時曾在族叔葉國駟安排下到離開馬六甲約十里外的榴槤冬加（Durian Tunggal）錫礦場當粗工。

那時馬六甲州內的榴槤冬加、吉生、南冷及亞逸班納士等地都有采錫活動，(5)礦工中就有不少惠州人。

華人采礦者主要須得到馬六甲華商借錢資助及當地土酋出租土地，按出產額百分之十交納礦稅，才能順利開礦。華人（包括惠州人）開發錫礦區之路線大致上分為三個階段：(a)從馬六甲內陸到蘆骨，(b)從蘆骨到雪蘭莪安邦區，(c)從檳城到咖力拿律、太平及近打區。一般認為，至少一部份馬六甲惠州籍礦工也從馬六甲分散至芙蓉、知知港、吉隆坡、士毛月及加影等地去。

到1880年代，馬六甲的錫礦產量已大大滑落，造成更多惠州人（尤其是礦工）外移，而留守在馬六甲的惠州人則從事農耕或其他行業。

惠州人所參與的馬六甲農業生產領域包括種稻、種木薯、種菜及后期的橡膠種植業。惠州人對馬六甲的錫礦業及農業都貢獻了一份力量。

2.2 森美蘭地區

惠州人是森州拓荒先鋒，這可從雙溪烏絨（即今芙蓉）華人甲必丹盛明利參與之采錫活動說起。盛明利是惠州人，于1859年在雙溪烏絨創辦明發錫礦公司。他對開發森州及促進惠州族群之發展有一定之貢獻。

根據Newbold與Wilson之記載，早在1828年，已有上千名華人礦工聚居于雙溪烏絨（相信包括惠州人）。在森州，除了雙溪烏絨，其他錫礦區尚有亞沙、沙都、葫蘆頂、文丁及知知港等地。上述錫礦區都是惠州先民聚居的地區。

盛明利帶領惠州同鄉在雙溪烏絨開采錫礦，到了1860年，雙溪烏絨的華礦工已達5千人(6)。活躍于森州錫礦業務者也包括其他惠州領袖，包括后來移居吉隆坡的惠州先驅人物劉壬光、葉四和葉亞來。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亞沙（現歸轄芙蓉）因錫礦之開采而比芙蓉更早開埠。1850年代，亞沙已是惠州先民的重鎮。在亞沙，現已被拆除的海陸會館在1865年就已成立。當年的發起人包括湯成進、湯福壽及葉房等惠州人。(7)

據學者蕭桂麟博士之考證，知知港于1838年已有華人蹤跡。1864年，惠州人蕭觀姐隨同鄉親集資赴知知港開采錫礦，并因而致富。(8)

知知港土地肥沃，氣候適宜農耕，因此也成了不少惠州人在森州從事農業的重要地區。

2.3 雪蘭莪地區

早期的雪蘭莪州經濟依賴錫礦業。雪蘭莪錫礦業能穩定發展，有賴于客家人居多的礦工所提供之勞動力（以惠州客及嘉應客為主）。雪州的錫米產量從1878年的42293擔激增至1891年的208,164擔(9)，因而成了早期與森美蘭及霹靂齊名的主要錫米產區之一。

在早期雪州的客家人之中，惠州人占多數。他們是錫礦場礦工中的主力，直接對奠定州內經濟基礎作出了巨大貢獻。

早期的雪州主要錫礦區有三個，即吉隆坡礦區、烏魯雪蘭莪礦區及烏魯冷岳礦區。吉隆坡礦區包括安邦、八打靈、新街場、富都、甲洞及雙溪布爹等地。烏雪礦區包括雙文丹、萬撓、叻思及新古毛等地。烏冷礦區包括加影、蕉賴、雙溪雷、煤炭山、烏魯音及士毛月等地(10)。上述各礦區都是惠州人聚居的地區。

另外，蘆骨在1878年之前是雪州的屬地。早在1815年，華人已在蘆骨開采錫礦。1824年，蘆骨的華人礦工約有2百名，1834年增至4百名。礦工多為惠州客家人。到了1850年，蘆骨已是惠州客家先民的重要據點。

間征是另一個早年有名的錫礦區。1840年代末，已有華人間征開采錫礦。這批早期的華人礦工（包括惠州人）的成功鼓勵更多華人移居到間征、安邦及吉隆坡一帶。(12)

惠州人領袖葉四曾組織一批惠州同鄉在間征采錫，不久成了大礦主。1860年代以惠州人為主的錫礦區尚有安邦及巴生等地。

惠州人領袖丘秀、劉壬光及葉亞來在1860年代經營吉隆坡之錫礦業及商業更是惠州人歷史的重要篇章。他們對開發吉隆坡及促進惠州族群之發展可說貢獻巨大。

葉亞來可說是雪州最大的錫礦礦主，尤其是雪州內戰（1866至1873年）結束后的相對安定環境更有利于礦業、農業及商業的發展。葉亞來于1862年從雙溪烏絨來到吉隆坡。經過10年艱苦創業，在吉隆坡及附近地區，他擁有錫礦場超過1100英畝，雇用華工1萬2千名， 月產錫3千擔。1878年至1884年，雪蘭莪的錫礦年產量4萬餘擔至7萬6千擔，葉亞來錫礦場所產就占1/2 至5/6。(14)

此外，他還擁有1萬英畝森林(15)。他開辟了其中的一部份，用于種植木薯，并設立薯粉廠。在葉亞來主政的時代（1868至1885年），錫礦業不斷擴大，移居雪州及在州內工作的惠州同鄉也相對增加。

2.4 檳榔嶼、威省及吉打地區

檳榔嶼是早期華工南來的重要中轉站。在19世紀60年代，馬來亞北部的惠州人以檳島為跳板，進入威省及霹靂州一帶。因此從霹靂甘文丁錫礦區到檳威等北馬各地，都有惠州先民的地盤。

在1860年至1874年的霹靂拉律戰事中，惠州人參與的義興党失利，不少惠州人曾撤回檳榔嶼。

種植業是早期檳榔嶼惠州人的傳統行業（包括種植胡椒、丁香、豆寇及肉桂等植物）。另外早期從事理發業及采石業的惠州人曾分別組織呂羅行（崇祀呂祖與羅祖）及石行。此外，在檳榔嶼的浮羅勿洞、新港、公芭等地都有惠州人從事農業、漁業或炭業之經濟活動。今天，檳城浮羅山背地區還保留著以惠州人為主的社區。

惠州人黃陳慶是檳榔嶼本島，也是威省大山腳的開拓領袖，對大山腳地方上的信仰活動、教育及慈善事業更是貢獻良多。在大山腳，惠州人是早期甘蔗園的種植者。

在吉打的亞羅士打，惠州人戴春桃是著名的華人領袖及地方經濟的開拓者，在玻璃市加基武吉毗鄰泰國的錫礦區，也有許多惠州人參與采礦工作。

上述各地區的惠州人除了少數是錫礦工人（吉玻區），其餘多為務農者、工匠及小生意經營者，其中更有雄踞一方的惠州人領袖黃陳慶（檳威）、吉打華人甲必丹戴春桃及吉打居林甲必丹羅啟立等。(16)

2.5 霹靂地區

1848年，豐富的錫礦在拿律被發現后，前來該區的華工激增，其中不乏從檳榔嶼南下的惠州人。

1862年，拿律已有采錫華工2.2 - 2.5萬名，1872年又增至4萬名，1882年再增至5萬名。在近打區，1874年進入該錫礦區的華工約4千名，1889年增至4.5萬名，1915年又增至76,600名，錫產量從1883年的2.5萬擔激增至12萬擔，近打成為最大的錫礦中心。(17)

自1889年起，近打的錫產量即超過拿律。1895年的錫產量占了霹靂總產量的80% (18)。霹靂錫礦業的歷史有惠州人的一份貢獻。

惠州人聚居太平的歷史頗久。太平吉輦包從19世紀中葉發現錫礦后，先有廣東增城客家人（以鄭景貴為首）為主的華工從事采錫工作，并參與海山党。惠州人（以蘇亞松為首）的地盤在新吉輦（現為甘文丁，華人通稱新港門），是義興党成員。

兩党從1861年至1873年因錫礦利益涉及三次的“拉律戰爭”。1862，蘇亞松在第二次戰爭中被殺后，惠州人逐漸南移至雪蘭莪發展。留在太平的惠州人，已相對滅少。

除了對開發錫礦業之貢獻，惠州人也參與霹靂的農業工作，包括種菜、種植木薯及后期的橡膠等經濟作物。1870年后，霹靂也開始有了甘蔗種植業(19)，種植者包括惠州人。

2.6 其他地區

除了上述各州屬地區，惠州人也遍布全國各大小城鄉地區，包括吉蘭丹、彭亨、柔佛、砂拉越及沙巴等州屬，成為開礦工人、種植者、工匠或經商者，對地區上的經濟發展默默獻出一份力量。

4.3人口分布與結社

以錫礦業及種植業（如甘蔗、木薯、香料、橡膠等）為主的經濟活動及其發展興衰無疑是影響馬來西亞惠州人人口分布及惠州人結社情況的主要因素。

早期惠州人人口較集中之州屬包括霹靂、雪蘭莪、森美蘭、馬六甲、檳榔嶼及彭亨；因為這些州屬都是一度盛產錫米的地區。次要的錫礦區則有早期的吉蘭丹、登嘉樓、柔佛、沙巴及砂拉越地區。在錫礦業業務走下坡后，很多原本是礦工的惠州人若不遷至其他錫礦區繼續采錫，只能留下來面對轉業的挑戰。

惠州人聚居的第二類地區是早期惠州人傳統農業活動較蓬勃的州屬，例如在檳榔嶼及威省種植香料類作物及甘蔗及在霹靂種植木薯和甘蔗，再如于馬六甲、文丁等地區市郊種植經濟作物。

以上的論述若配合各地惠州人人口統計數字，當然更能完整地反映惠州人人口分布的實 際狀況，但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中，僅有小部份涉及各族的人口統計數字，且以不分籍貫之華人人口資料發布。至于學者向統計局取得的各籍貫華人人口統計數字（不完全人口調查及統計數字）也只包含客家人的人口數字，人們根本無法掌握其中之惠州人人口數據。我們雖然無法掌握完整的全國及各州各區惠州人人口統計數字，但地方上聚居的惠州人增多了，會館的成立更間接反映惠州人口分布的所在區域。

在方言與地域分工的因素仍然存在的社會環境中，惠州人因聚居而設立會館是同鄉綱絡之自然發展，目的是維護族系福利，提倡互助，尋求文化認同及強化文教根源意識。這些設有惠州會館的地點包括吉隆坡、芙蓉、居鑾、馬六甲、檳城、怡保、勞勿、關丹、古來、亞羅士打、新古毛、萬里望、東甲、美羅、太平及巴生。

最早成立之惠州會館是馬六甲惠州會館，創辦至今已經有204年。根據馬來西亞惠州屬團體總會提供之資料，已超過百年的各地惠州會館總共有6個單位，包括馬六甲惠州會館（1805年成立）、雪隆惠州會館（1864年成立）、森美蘭惠州會館（1871年成立）、檳城惠州會館（1822年成立）、馬來西亞海陸會館（1865年成立）及太平惠州會館（1865年成立）。

4．結語

惠州人先民是歷史上善于向外擴展，經營農工商各業的族系。惠州人在馬來西亞的歷史始于明末，盛于清代之說相當普遍。遠在2百多年前，惠州人肯定已在馬來西亞生活與勞作，他們對開辟馬來西亞所付出的辛勞和血汗，無人可加以否定。

先輩們基于惠州人天性誠實、崇德尚義、勇敢進取的特質(20)，總結出惠州人刻苦剛毅之奮鬥精神。惠州人也以通俗的“吃得、做得、講得”形容詞來說明同鄉注重要體格好，能打拼及有文化之要求。我們后人更須把惠州精神繼承下來，加以實踐和發揚光大。

(1) 惠州華僑志編篡委員會編，《惠州華僑志》（惠州市僑聯出版，1998年），頁22。
(2) 同註(1)，頁167。
(3) 謝清高〈海錄。“無來由”各國〉，載《乘槎筆記》（外一種）（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3-11
(4) 註(1)，頁22-23。
(5) 唐璜〈華工出國史〉，載《地平線雙月刊第16期》，1984年4月，頁37。
(6) 顏清湟《森美蘭史》（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62年），頁169。
(7) 陳蒿杰《森美蘭華人史話》（吉隆坡：森美蘭中華大會堂，大將出版社，2003年），頁167。
(8) 蕭妙雲〈知知港今昔談〉，載《森美蘭知知港群英校友會紀念特刊》（知知港：群英校友會，1979年），頁35。
(9) 王炳南〈試論客家人在東南亞的歷史貢獻〉，載丘政權主編《佗城開基客安家》（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7年），頁358。
(10) Chow Mun Seong, "Sejarah Komuniti Pelombong Timah Cina di Negeri Selangor 1874-1920"（碩士論文〈雪蘭莪錫礦工人史〉）
(11) 李業霖〈雪蘭莪歷史概述〉，載《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慶祝54週年特刊》，1977年。
(12) 海天譯〈英國干預雪蘭莪〉，載《星洲日報》文化副刊第37期，1984年12月15日。
(13) 同註(11)，頁246。
(14) 《華工出國史料》（第5輯），頁144。轉引自《佗城開基客安家》（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7年），頁359。
(15) 同註(11)，頁246。
(16) 王琛發編著《檳城惠州會館180年》（檳城惠州會館出版，2003年）。
(17) 林遠輝、張應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135。
(18) Wong Lin Ken (1965),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 Tan Pek Leng (2008), "Land to Till",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P31.